CKS1960    蔣中正日記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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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要項 :

三連任問題

1960年3月，又是中華民國行憲後每六年一次之總統大選，蔣中正已擔任兩任的總統，如再度連任，依據憲法即屬違憲，加上他當時已是74歲的古稀高齡，他是否再度連任，似乎攸關其反攻大陸軍事志業實施，以及接續治理臺灣的布局與人事安排，於是三連任問題，也成為此時國內外倍受關注的議題。

第二任總統任期內，蔣中正已不斷思考不做總統，但反攻軍事仍能有效進行的策略，並視此為「余對黨國歷史最大責任也」，也曾多次聲稱不再續任總統。但此刻他正派兒子蔣經國透過美國中央情報局臺北站站長克萊恩的協助，與美方交涉援臺的天馬計畫，如果交涉成功，將是軍事反攻的一大利基。又美國總統艾森豪也已是最後一年任期，接下來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森與蔣中正夫婦為舊識，正全力助選，如果當選，必將全力支持蔣的反攻，因此蔣中正考慮可由國民大會選他為三軍統帥來解決。

3月12日，由國民黨評議委員向臨時全會推薦蔣中正為國民黨第三屆總統候選人，及由蔣中正推陳誠為副總統候選人。再由臨全會分別選舉蔣中正和陳誠為國民黨第三任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而國大代表趁機要求增加臨時費4000元，則由王雲五、張羣負責答允每位國代支借2000元，以解決其事。3月11日日記蔣中正對國大之趁機需索雖聞感無奈，認為他們「革命人格掃地盡矣，何能望其復國耶」。可是有求於國大代表獲得連任總統，也只有退讓，又答允國大成立一個研究創制、複決權之常設機構一憲政研討會。

       第三任總統就職，5月20日日記蔣中正還是強調他對以下數點堅持不讓：「甲、總統不能用全民直接普選，必須由國民代表大會選出。乙、總統任期必須以六年為一任，蓋余以為四年任期的時間不能表現其成敗與政績，應以五年為工作有成之標準，另以一年為其研究編訂其全國建設計畫之時間，故共以六年為任期也。丙、行政院人事征求立法院同意案，只提行政院長一人，其他皆由總統直接任命也，此一條在目前政情下更覺重要。」由那段主張看來，蔣中正對於憲法規定總統的權限和政績都有其一定程度的堅持»而且在該次總統選舉中，透過國民大會修正臨時條款之舉，已為他終身總統打通關節，一直被關注的總統接班人選得以延緩決定，也將更能符合他的本心。

與陳誠之爭

蔣中正總認為陳誠周邊「少一個識大體、具遠見者為之襄助，只有派系自私與排除異己者，玩弄其虛偽情報，以獵取其權利為職業」。而那群被形容為「政客策士」群體內，蔣最嫌惡者則非胡適莫屬。此外，在推動政務的主張方面，陳誠亦常直言並堅持己見，對蔣中正的改進建議不一定接受，於是兩人之間或明或暗的爭端亦不少。

陳誠個性剛直強硬，早在第一次出任行政院院長時，就被質疑過以其個性脾氣，恐對內與行政院同仁不能相處；對外與立法院不易合作。然而卻能久任閣揆及副總統，在政績獲得相當的肯定，惟在立法院質詢時往往盛氣凌人，加上過去與cc系的舊怨，難免引起一些立委的為難。蔣中正了解陳誠「憤激偏狹」個性，對立法院此種情勢也有其因應之道，常能居間化解問題或避免衝突。

真到7月1日起，他才再度思考陳誠與立法院尖銳對立的問題，認為該次係因陳誠「好聽小宵之謠言與細言，而生煩惱與苦悶、灰心，實足大憂」，決函勸陳誠適心修養，性情寬和冷靜，才能應付立院的挑釁。3日又約見陳誠，垂詢調整待遇案處理情形，並囑可至金門、馬公、馬祖休息一、兩個禮拜。

陳誠在金門視察各部隊、戰備工事及地方黨政措施，建議改進項目，希望有助於戰地的建設，但在7月19日即接到祕書長陳雪屏電話，由張羣傳來蔣中正的指示，要陳誠由金門直接先返台北，俟晉見後再定往馬祖的行期。另提到18日的《英文郵報》、《聯合報》及《徵信新聞報》均登載陳誠巡視消息，與穿著四星上將軍服巡視的照片，總統非常關切。

陳誠日記曾記下：「對我期望似極大，為我疑慮實太深。」蔣中正也在日記中記錄：「囑咐其暫飛金門休養省察，不料其穿著軍裝前往，頗為詫異，以彼十年來已卸軍裝，自命退役從政也，以此乃可窺察其神經失常為憂」。顯見陳誠著軍裝察金門一事，已讓蔣中正頗為疑慮，感覺事態嚴重。

陳誠回臺後，蔣中正對他的疑慮並未消除，於是開始思考內閣更易，先考慮將王雲五調離行政院副院長，由俞大維接任，俞大維之職則由周至柔接手，周至柔之省主席則由蔣經國接任。藉以加強防堵陳誠勢力。8月1日並對陳誠下最後通牒：「甲、下半年為對內、對外形勢最緊張，亦最危險之時期，不應如此消極拖延，以誤政局。乙、彼數年來成績與聲望乃應該次暴戾狹隘之言行造成低潮。丙、如不即日表示其積極奉公，到院負責處理公務，更引起外間猜測與謠詠，愈遲愈將陷入進退維谷之境。丁、彼最近不知不覺之間對余處事發生歧見，將使外間引起其與我不同意見之猜測，應特令注意。」

身為蔣中正最重要的部屬，陳誠因為穿著軍服視察金門，引發與蔣中正之間重大的疑慮與風波，就陳誠本人而言，原來即不存在要脅挾持蔣中正之意圖，因而在返臺爭論過後，他就已不將此事放在心上，而蔣中正則因認為陳誠此舉有違常理，雖歸因於其神經失常，但是更懷疑其有政治動機，一度將此事升高為與雷震案同等級的反政府作為。

雷震案的前奏

雷震原為國民黨黨員，所主持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在1949年11月20日創刊時，亦以「擁蔣」、主張自由民主、反共路線作標榜，早期曾受到政府單位資助，但隨著其對自由民主的堅持，與政府當局漸行漸遠，1956年10月31日「祝壽專號」出刊，邀請海內外知識分子撰文，對當局提出檢討與建言後，雙方關係正式決裂。而對蔣中正念茲在茲的反攻大陸問題，1957年8月殷海光執筆的社論〈今日的問題(二)：反攻大陸問題〉一文更引來軒然大波，後因刊物著文回應爭議而暫告平息，但與當局的分歧愈發嚴重，刊物實際負責人雷震也成為黨政當局的首要目標。

1960年2月、3月間針對蔣中正準備三連任，《自由中國》亦有傅正撰寫之〈護憲乎？毀憲乎？〉、〈豈容御用大法官濫用解釋權〉兩文評論。5月18日雷震參與李萬居、高玉樹等籌組新黨，亦被認為是雷震獲罪的重要因素。至7月開始在蔣日記不斷出現，26日思考雷震案處置或能警告反動人士：「甲、民主自由之基礎在守法與愛國。乙、不得煽動民心，擾亂社會秩序。丙、不得違紀亂法，造謠惑眾，動搖反共基地。丁、不得抄襲匪共散技，破壞政府復國反共措施法令，挑撥全體同胞團結精神情感，效尤共匪假借民主實行顛覆政府之故技，而為匪共侵臺鋪路。」

8月，蔣中正確定對雷震案的處理方針：「甲、以寬容與不得已的態度出之，非此不能保證反共基地的秩序安全，否則行將以此一線生機之國脈•被殉於假借民主自由的共產者鋪路者之手。乙、該半月刊雷某所言所行，完全如在大陸上卅六、七年時期的民主同盟的口號、行動如出一轍。丙、三中全會決定聯合反共救國的方針。丁、只要依循合法的行動，中央決不妨礙言論、結社之自由。」(8月27日日記)將《自由中國》對比為與共黨合作、造成國民黨在大陸失利的元凶一民盟。

而如此處理方式，蔣中正亦「自覺謹慎周詳」，又再重申臺省不僅為反共抗俄基地，而且為國脈民命所繫一線之生機，不容「效尤在大陸淪陷前匪共工具的口號行動，以致大陸人民至今陷於空前浩劫而無法自拔之覆輒〔轍〕」，「挑撥政府與人民之隔閡，造成省區同胞之惡感」，以及「以流血叛亂之鼓動民眾，再造「二二八事變為目的」。為安定臺灣局勢，蔣中正決定逮捕雷震等人，事前的考慮自言已至「不厭其詳」的地步，如他擔心胡適如出而干涉，或在美國公開反對政府，乃先擬好對策；認為李萬居、高玉樹等組反對黨，乃以美國與胡適為其招搖號召之標幟，目前也只能暫時擱置。

在雷震被捕之後，直接交軍法審判，並且「通匪之罪確立矣」。蔣中正另外指示唐縱，「雷案主要問題因轉移於劉子英匪諜與雷有重大關係方面，而以其社論叛亂涉嫌為次要因素矣」(9月7日日記)。案情導向匪諜部分，可見蔣中正為避免衍生更多爭議，有速結雷震案之意，也因此他仔細研討案情發展情勢與方針，又隨時與雷案處理小組開會討論，得知反對黨發起人李萬居和高玉樹等發表營救雷震宣言，更為不悅，9月12日日記認為「時機已到，再不可忍辱，必須予以反擊矣」。

然而蔣中正所憂心的胡適反應和美國輿論也很快來到。胡適強調雷震案應由司法機關審判，且雷震素為反共人士，決不可能叛亂，蔣中正便在日記責胡之言為「胡說」。蔣中正也聽聞美國國務院對駐美大使館為雷震案作變相警告，美國媒體如往昔對華素表同情之《時代雜誌》，該次亦於社論中予以批評，遑論其他如《紐約時報》與《華府郵報》等刊物。即便如此，蔣中正仍十分慶幸霍華德報系沒有批評，對我代表權問題且作支持，可知「美國輿論對我不利者，只是與中國自由主義者與其美國左派有關之少數報刊而已，此為余事前所預料者，該次顧慮周詳，決心堅定，毫不為內外反動之邪惡評論與美國壓力所動搖，以理與力皆甚充足耳」，9月17日後「上星期反省錄」「經此一考驗，更知外國之良友皆無公義情感可言，一如其政府以強權與帝王凌人，而本國所謂自由分子如胡適者，實昧良之洋奴而已。」本來只是因自由中國批判執政當局的言論，在蔣中正本人的引領下，也轉變成以文字為匪宣傳，準備顛覆政府的匪諜叛亂案。

11月23日，國防部對雷震案覆判之判決書發表，日記記下：「今日雷、劉二犯皆遷入監獄執行徒刑，此為臺灣基地反動分子之變亂與安定之惟一關鍵。胡適投機政客賣空與脅制政府未能達其目的，只可以很失望三字了之。」對此結果表示滿意：「雷、劉等覆判判決書已如期宣布，國內與國際輿論並無多大評論，此為不憂不懼與不愧不怍，不為任何壓迫所搖撼或猶豫，可知決心與定力的修養更比前進步為慰。」綜觀日記內容，對雷震案從準備逮捕到審理判決的過程，可謂全盤掌握，如召集小組討論處理方針、決定逮捕並交軍法審判、將案件由文字叛亂轉為知匪不報和為匪宣傳的方向、檢視起訴判決等相關文件等，以及最後判決的採行，都顯見蔣中正對雷案的全程操控與完整主導。

武漢計畫反攻大陸

從1957年11月，為避開美國對反攻行動的束縛，蔣中正開始推動武漢計畫，即採行空降敵後，引發中共內部抗暴，再行伺機反攻。他命令蔣經國與彭孟緝組訓空降特種部隊3個總隊，於其上成立特種部隊司令部，首任司令為易瑾。又於1958年11月下令成立武漢小組，研究武漢計畫的制定與推動。由於蔣中正對反攻的迫切期待與關注監督，武漢計畫從1959年2月開始每週四舉行會報，由蔣中正親自主持，經由會報研擬完備計畫。蔣中正且會提出一些新的空降目標區，如貴州畢節、雲南騰衝、四川宜賓，視「此為武漢計畫之重點，自信其畢節乃為成功之樞機」(1月23日日記)，還有增加貴州思南與湖北來鳳等，最後依據可行性、發展性等指標，決議了包括粤貴湘邊區、赣粤邊區等十個反攻空降目標區。

為輔助武漢計畫的進行，蔣中正還有兩個的計畫，一為凱旋計畫，1959年3月1日他召見彭孟緝，指示擬定凱旋計畫，分成4期，每期各抽調九個師的兵力，初期登陸目標選定廈門以南至汕尾為主力，廈門以北至三都澳為支戰場，以金、馬作為反攻跳板，再逐漸深入內陸。1960年4月，聽取凱旋計畫報告，指示佔領港尾半島無異於佔領廈門要港，並針對計畫內容進行評論與修正。

另一為1960年初派蔣經國透過克萊恩的關係，與美方商討天馬計畫，希望與美方在大陸的南部、西南、西北等地執行祕密情報工作，再協助支持大陸的反共抗暴運動，但因航程太長，也需透過美國，獲得友邦國家取得油料補給與升降之權，並獲得長程運輸機、空降配備等援助，蔣中正也隨時由蔣經國的報告中詳悉美方意見與計畫進度。

8月下旬，克萊恩由美回臺，攜回艾森豪對天馬計畫已經批准的消息，9月3日轉遞艾森豪批准之天馬計畫備忘錄，蔣中正深感欣慰云：「此為美國十年來對我反攻計畫第一次之首肯也」。天馬計畫後改稱野龍計畫，準備伺機施行。

最重要的是自1959年7月起，蔣中正決定由柳元麟率領的緬北游擊隊反攻雲南，建立第一反攻基地，陸續派出人員協助整訓，特種部隊和軍事補給裝備也分批送往，大力支援。1960年4月下令成立崑崙演習統裁部，研議「加強特種作戰空降分遣隊草案」，針對中國大陸的人民公社，實施敵後多點渗透及大縱深的交通通訊破壞演練，與心戰謀略相配合，欲發展成全面游擊作戰的反攻計畫。 

緬北游擊隊經過一段時間的補充裝備與整訓後，戰力已有很大的改善，但是也引起中共與緬甸的側目，趁寮國政局動亂之機，以重勘中、緬未定邊界為名，彼此結合，出動大軍，南北夾擊，11月22日緬北戰役爆發，至1961年1月25日以實力懸殊，柳元麟所部被迫退出江拉，結束戰役，建立第一反攻基地的期望破滅。雖然緬北戰役失利，武漢計畫已難以持續，但是蔣中正認為武漢計畫較之前的反攻計畫已取得許多進展，而特種部隊在該次戰役亦獲得戰場之磨練與考驗，仍為未來反攻大陸不可或缺之主力，加上反攻大陸的時機仍未消退，於是他又開始籌擬新一階段的反攻計畫。

總結

綜觀1960年的蔣中正，藉由國民大會修改憲法臨時條款，連任第三任中華民國總統一事之影響力與重要性無庸置疑，成為不受憲法規定限制，得為終身總統的統治者，引發莫大的爭議，也倍受批評。

因擔心陳誠著軍服視察金門，與陳誠爆發爭執，幸兩人堅實情誼，而得以平息疑慮。但對雷震的《自由中國》尖銳的批評，以及懼怕反對勢力的集結，有害社會和諧，則不能容忍，而有雷震案的啟動，即使謹慎周詳的思慮，避免牽連廣泛，仍然危害了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

但從1960年的日記看來，其實他最掛心，且全力以赴的則非反攻計畫莫屬，從年初即盼如計如期開始反攻復國戰爭，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就任第三任總統，也視為反攻復國開始之第一里程，顯見其間的關連性。反攻的武漢計畫、天馬計畫、凱旋計畫和崑崙計畫都在蔣的掌握下準備付諸施行，但年底緬北游擊隊在緬北戰役的失利，卻讓一年的反攻努力功敗垂成。